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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江河畔木竹多

发布时间:2013-10-10 00:00:00  作者:陈爱中  来源:本站原创  点击数:载入中…
   “排排栋梁扎簰待运”老照片,反映的是建国后之1959年,我县采伐杉木37108立方米、松木6208立方米、什木6650立方米、坑木3531立方米、枕木1204立方米、毛竹256615根中的部分木竹,集于河畔扎簰外销待运的情景。照片拍摄人程登云,地点在蚺城西关星江河畔。
  我县地处山区,林木资源极为丰富,自古以来木材即为出产大宗。《徽州府志》记载:“大抵新安之木,松、杉为多,必栽植始成材。而婺源、祁门之民尤勤于栽植。”由于“山林之利,我婺独擅”,且杉材又以“徽州婺源者质最坚,自栋梁以至器用小物,无不需之”,所以明清时徽州木商队伍中,“婺源贾者率贩木”,势力最为雄厚。起初,婺源人将家乡的木材搬运出山,从事木材贸易活动,主要是为了换取邻近地区的粮食、布匹等货,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。后来,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,木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,我县本地所产的木材,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量的增长,于是随之涌现出一大批专以贩木为业的商人。他们除了销售本地的木材之外,还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,远赴江西、湖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福建等地,深入到深山老林之中,广泛开辟货源,把大批木材运往长江下游的苏浙一带销售,牟利生财。在《婺源县志》中,婺源木商“贩木饶、信间”,“贩木江右”,“贩木荆楚”、“贩木苗疆”的记载甚多。如:在湖南常德市南、沅江江口处的德山,“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,簰夫不下数千人。”清乾隆间(1736—1795),杭州候潮门外有“徽商木业公所”,为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。其子江来喜,又于运河闸口至秋涛宫一带的钱塘江畔购置沙地3690余亩,作为堆放木材的场地。就连在浙江常山县的乡曲,也曾有婺人王恒“带家丁随行十余人”,用银1500两拚买丁氏林木、砍伐运至外地发卖之事。足见婺源木商在徽商群体中的地位。
  民国时,由于县境田瘠,“婺农终岁勤劳,仅得收获一遭。极少数好田可种伏水(二季稻),亩产达三百斤之谱,而大多数每亩年产仅百斤左右,年岁丰登亩产约百五十斤”,故使得每岁“概田所入,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。”所以,婺人不得不“乃并力作于山(垦荒种植杂粮),收麻、蓝(玉米)、粟、麦佐所不给。”这就造成“婺之杉材虽有名,然材难成而戕害者多,今亦无佳者矣”和“枫香、苎麻、株板、松板之类今绝少,贩木筏者皆取材于江右”的状况。加之民国二十年(1931)后,国民党军队一批批进驻我县,强迫民众伐木建碉堡、筑工事,亦致近营山场的森林大片大片严重毁耗。虽然如此,但我县境内每年仍有一些木材外销。据民国时县政府文件记载:民国十九年(1930),外销杉木百数十万根。民国二十九年(1940),外销杉木20万根,毛竹15万株。民国三十二年(1943),外销杉木18万根,毛竹4500株。其中,杉木中有乌梢(又称“皮木”)11万根,每根单价11.33元(单位值为国民政府当年法币,下同);白梢(又称“花木”)6万根,每根单价13.00元;脚木(离蔸五尺,胸径七寸以下)1万根,每根单价7.17元;毛竹中有大号1000株,每株单价2.80元;中号2000株,每株单价2.47元;小号1500株,每株单价1.90元。民国三十七年(1948),外销杉木40万根,每根价值大米1斗。
  过去,我县往外销售的木竹,全靠水运。当时,木材主要产区东乡、东北乡和北乡、西北乡的小挂木竹簰筏,分别沿段莘水与婺水流放至蚺城的西关埠头,然后于此捆扎成长簰,通过乐安江漂流而下到饶州,再经鄱阳湖、长江水道运抵到各地发卖。早在清康熙年间(1662—1722),为了方便婺商往来,邑人王大成曾在鄱阳彭家埠“输千金买彭姓大厦”,作“为婺商往来”之所。长途贩运木材并非易事。大凡木竹,必须捆扎成簰筏方能在江河湖泊中行驰。我县外销的木竹,多从蚺城西关埠头出发,其在狭窄的星江河、乐安江等内河运行途中,簰筏捆扎成狭长形,因为只有这样,在穿行急流险滩之间方不致碰撞阻滞;随着在水深浪阔的鄱阳湖、长江中运行时,簰筏则必须改扎为宽大式样,如此方能平稳地航行。远距离的木材运输,往往要经过多次改捆扎簰,才能到达目的地。捆扎簰筏务求坚固牢实,使之经得住狂涛巨浪的冲去,稍一不慎,就会招致财毁人亡的惨祸。许多婺源人世代从事木材的采伐和运输,常年“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”,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民国《婺源县志》所记程文昂“业木造簰,以竹制缆,创自巧思,牢固异常,人利赖之”,即为一例。
  主要参考文献:
  [1]清光绪《婺源乡土志•风俗》。
  [2]《增补陶朱公致富全书》卷一。
  [3]民国《婺源县志》。
  [4]清宣统《徽商公所征信录》。
  [5]《详状公案》卷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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